清代和亲政策对赤峰地区蒙古部落服饰的影响

  服装作为一个民族最外在的表征,诉说着蒙古族人民共通的民族心理和审美特征,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造就了如今蒙古族各部落间不同的服饰特色。在众多蒙古族部落服饰中赤峰地区的服饰风格独树一帜,其服饰以大面积精湛的刺绣为主要特色;服饰形制在保存蒙古族基本的袍服款式外,又与满族的服饰风格有着颇多相近之处。文章以历史史实为依据,从满蒙关系及满清和亲政策角度出发,通过对赤峰地区蒙古部落服饰在形制、色彩、服饰配件等进行对比分析,由此反映出满洲贵族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通过民族政策的潜移默化,导致地区性蒙古部落服饰产生变化。

  清朝满族历史上和亲渊源由来已久,《玉碟》《星源集庆》为清皇家族谱,其中清朝(包括入关前)满族曾与蒙古领主贵族进行长达300年(1612—1912年,民国以后未计)595次的联姻,同时很多蒙古王公原来就是清皇家的额骑或姻亲[1]。“满蒙联姻”这种活动本身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意义上的家族通婚,而成为清朝统治者怀柔蒙古、巩固自身统治,避免正面冲突的重要民族政策之一。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清朝廷对蒙古王公、贵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采取“和亲”政策[2]。据《清朝公主下嫁赤峰实录》中的史料记载,清王朝与蒙古各部的联姻十分频繁,特别是喀喇沁部的联姻次数居各部落之首[3]。从清太祖到清高宗的100余年间,先后下嫁七位公主到今赤峰地区。这与当时满清受到边疆威胁,期盼通过联姻利用各部落实力以稳固其统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满蒙联姻的频率是与其政治军事利害相关联的,也正是其拉拢蒙古各部贯彻“北不断亲”国策的最显著体现。以往针对赤峰地区蒙古族服饰研究大多是将服饰形制特色与其历史环境相分离,如对阿鲁科尔沁头饰发簪形制或翁牛特、喀喇沁、敖汉等部落服饰的款式和刺绣工艺等方面的研究,仅从本地区部落服饰特色的形式美和民族性进行阐述[2];在满清和亲政策方面的研究也大多是单方面从和亲政策对赤峰地区的政治经济造成的影响及其政策本身的历史意义出发。而本文将和亲政策与其造成的部落服饰特色相结合,使服饰的演化还原于历史史实之下,以此探究和亲政策对民族服饰的形成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服饰作为人类最外在的客观表征,其蕴藏的丰富史实内涵是值得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历史上著名的乌兰布统之战,康熙就曾以赐婚的方式褒奖剿灭噶尔丹英勇作战的漠南蒙古巴林部,于康熙三年(1691年)将其19岁爱女和硕荣宪公主嫁与巴林郡王乌尔滚。在诸公主中,荣宪以“克诚克孝,竭力事亲”而备受宠爱。厚其典礼,初封和硕荣宪公主,后晋封固伦荣宪公主,并在巴林草原生活长达37年之久。公主身亡后,清廷对其陵墓派遣专人统一管理。皇室的格格和公主们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对所在蒙古部落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今赤峰清代公主陵附近的“十家子”村,实际就是清代公主的守灵户。公主的伴嫁随从将满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与所到之处的蒙古部落文化相交融,并由此产生了自上而下的满蒙文化碰撞。天聪八年(1634年)下嫁到昭乌达敖汉旗的清太宗皇太极长女固伦端敏公主,下嫁时带来“五行八作七十二工匠”,给昭乌达地区(昭乌达即当时赤峰的蒙语名称)的手工业和金属业带来直接影响。公主下嫁时的大量陪房仆从,从属于各行各业的手艺工匠,有满、汉、蒙等民族。他们来到北地之后,打破当地随水草四季游牧的老传统,砍伐山林,破土烧窑,建起了北京式的庙宇宫殿和瓦房草屋,更将历史、艺术、科学、宗教等各方面新鲜的讯息带到蒙古部落[4]。满蒙联姻实现了双方的互惠互利,而作为联姻的一方,蒙古部落为了与满洲贵族阶层靠拢,无意识中接受了清廷贵族的审美趣味。满洲贵族将自己的民族文化渐渐融入蒙古部落之中,较之其入关时的“留发不留头”“十从十不从”等一系列相对激烈的民族政策,“和亲”的方式相对怀柔,更为蒙古贵族所接受。通过服饰进行的文化渗透相对隐秘,蒙古部落在外部表征上保留本民族服饰特色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不同于其他部落的服饰特色。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过着游牧狩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造就了其与众不同的服饰特色。具体形制为上衣下裤制,上衣为袍,袍又有辫线袄、质孙服等,多束腰带以便马上骑猎,外罩比肩或比甲等(图1)。图1为赤峰元宝山地区出土的元代1号墓中的壁画——墓主人对坐图,图中男女主人对坐,男主人头戴圆顶帽,帽须垂肩,耳后宽扁带上有缀饰;身穿右祍窄袖蓝长袍,腰围玉带,脚穿高靴。女主人则盘髻插簪,耳垂翠环;身穿左祍紫色长袍,外罩深蓝色开襟短衫,腰间系带垂至膝下,脚穿靴[5]。其服饰一方面保有蒙古族服饰特色,另一方面从男主人的右衽也可看出中原文化对其影响。图2展现的元人双陆棋对局场面中,不但可见中原右衽的穿衣传统,元朝借鉴汉族官阶的补服也展现出来,这也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民族间交流融合的显著表现。

  满族与蒙古族在许多方面都有着民族相似性,满族以马上得天下,过着游猎的生活。这样特殊的生活方式造就了满族以适应狩猎骑射为目的服饰。以金代女真服饰为例,其服饰形制总体与满族服饰相同,皆为上衣下裤,如左衽、窄袖、吊敦、大口裤、尖头靴等(图3)。图3为山西侯马金墓墓砖上刻画的金代中期服饰样式,男墓主身着白色团领长袍,裹头巾,内着交领衣衫,束腰带;女墓主身披褙子,下着红色百褶长裙,方额高髻插簪,耳有饰环[6]。同时由于处于北方森林地带,气候也较寒冷,所以衣兽皮也是满族服饰的一大特点,这些服饰主要是利于其在森林中穿梭狩猎。《金史·舆服志》中写道:“金人之常服四:带,巾,盘领衣,乌皮靴。上衣谓之团衫,用黑紫及绀,直领,左衽,掖缝。”以及《三朝北盟汇编》中写道:“冬极寒,多衣皮,虽得一鼠,亦皮藏之,以羔裘狼皮等为帽。”

  满蒙服饰由于同处于北方游猎文化圈中,其在民族心理和审美观念方面存在着共通性。这些服饰的相通点,为满蒙服饰后期蒙古部落对于满族服饰风格的接纳、融合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清代蒙古族服饰的变化主要由清廷对蒙古的政策、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受周边其他民族服饰的影响等因素所致。其中,清朝廷对蒙古的政策成为综合因素中起催化作用的一环。清朝廷为了加强对蒙古各部的中央集权,在基本不破坏蒙古游牧封建制的前提下颁布了一系列封禁令,严格划旗定界,禁止越界游牧,施行“分而治之”的统治,甚至主张旗与旗之间要有服饰差异。清代满族服饰对蒙古部落服饰的影响是由上而下的,对蒙古王公贵族的服饰影响虽可见一斑,但只是上层服饰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整个蒙古民族服饰的满族化。在蒙古贵族服饰中也有传统的本部落服饰,清廷的分化各部落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各方面发展造成一定阻碍,但也为各部落服饰的发展和存留提供了条件。《绥蒙辑要》载:“其服各旗虽不一致,但以赤、紫、内色为普遍。外衣颇长,解束则达地,故就寝之际,往往可用代被……靴则革制,或布制,常戴帽。”又如《绥远通志稿·民族志》记载:“各族服制,有官服、便服之分,仍沿用清制,不论男女老幼、富贵贫贱,足必踏靴,身必着袍,腰必束带……袍之四周,多用布库锦缘边,袖特长,遮手过膝,袖头作马蹄形。妇女御袍多喜加背心,俗称‘坎肩’……。”满清的政策虽然对蒙古各部隔离,使蒙古各部之间的联合行动和人口流动减少,对蒙古各部落服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并未使蒙古部落服饰完全被同化,而是在具备一些各自特点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且丰富多彩[7]。

  历史上赤峰蒙古部落作为满清和亲政策往来较为频繁的地区之一,为了维持和贯彻“联姻政策”,后来建立了一种“备指额附”制度,在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土默特、敖汉等十三旗的王公、贝勒、贝子的嫡系子弟及公主、格格所生子孙内,选15岁以上20岁以下忠于清廷或接近清廷者为备指额驸,以备选为公主、格格的夫婿。自满清一代,满蒙两个民族之间的“联姻”,无论从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还是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尤其对祖国北部、西北边疆的安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8]。由此,赤峰地区的部落服饰在继承蒙古部落服饰共有的形制特色外,其服饰的廓形及局部装饰工艺又与其他部落截然不同,出现了阔口袖子,镶滚装饰及服饰大面积的刺绣纹样,甚至与满族服饰的一些特色形制相近。这与满清对于漠南蒙古的联姻政策及政治上的亲近态度是密不可分的,是在意识形态上表示认同和肯定的一种外在表征(图4)[2]。

  清朝坚持以满族的传统服饰为基础制定服饰制度,因此对明朝的服制有较大的变革。制定和颁布这些条规、法律,既是为了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要规范、约束广大被统治者[9]。蒙古族是北方游牧民族之一,虽然早在唐代史书中就有记载,称“蒙兀室韦”,但走向兴盛却是在13世纪初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的各部落和民族开始,同时建立蒙古汗国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壮大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不同部落、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相互交融,逐步形成新的蒙古民族和蒙古游牧文化,传统蒙古游牧文化既保持其蒙古民族鲜明特征的同时,又拥有游牧文化普遍具有的共同特点。蒙古族文化是较开放性的文化,蒙古族文化无论是在历史上占优势时期,还是处于劣势时期都对异族文化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包容度。这是文化本身的开放性特征起作用的结果[10]。

  满蒙服饰有着渊远的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不断融合依存。特别是清王朝建立后,满族宫廷服饰对蒙古各部落的影响尤为明显(图5)。以赤峰地区的蒙古部落为例,图5(a)拍摄于赤峰巴林右旗民俗博物馆,从服装的形制上来看,为典型的上衣下裤制,上身为长过膝部的长袍,外罩长马甲即蒙古族服装中的敖吉,下着裤。图5(b)为清末缎地刺绣菊花蝴蝶纹褂襕,其外形底色及刺绣图案的排列分布与图5(a)有着很大的相近之处,且穿着方式也都是里袍外褂。

  在实际服饰的测量数据中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表1)。表1中从满蒙的袷袍尺寸上可以看出,其身长尺寸几乎持平,在通袖、下摆位置的尺寸上,清道光年间袍子比清昭乌达盟袍子明显要长且宽松些;而在长坎肩的尺寸上,由于其穿着方式是着于袷袍之外,所以长坎肩的尺寸与袍服的尺寸相匹配。满清贵族由于入主中原后,其骑射技艺虽未减,但已经不占据生产生活的主导地位,而宫廷贵族的闲适生活则使其服饰向形式美方向发展。满清的政治联姻政策,由政策的践行者公主、格格们将充满宫廷审美风格的服饰注入到蒙古部落中,虽需入乡随俗,但难免对已处于半游牧半农耕地区的蒙古族部落服饰的风格造成影响,这是一种软文化的渗透和融合。蒙古部落在对满清政策的迎合过程中,不但在政策上贯彻实施,在其意识形态上也渐渐接受了满族的审美情趣和服饰文化。

  随着满蒙和亲制度的不断深入,大量跟随满族公主、格格们陪嫁到蒙古部落中的能工巧匠也带来了他们巧夺天工的技艺。这些匠人们把满族喜爱的繁复装饰——“有衣即纹样,纹样必吉祥”的装饰情节也带到了蒙古部落,如象征江山万代的海水江崖纹;象征多子富贵的蝴蝶、牡丹;象征福寿安康的寿桃、松柏等。

  在满蒙和亲的背景下,满族服饰中的阶级等级制度日渐渗透到和亲蒙古部落的着装文化中,并促使其逐渐与满族清廷的审美趣味靠拢,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通过服饰来进行的等级划分表示认同(图6)。海水江崖纹为满清贵族常用纹样。清后妃所用朝服区别于其他普通女子服饰,特别在海水江崖纹的运用上,一方面由于海水江崖纹的动感,其变化无穷之美富有“江山稳固,延绵万年”的吉祥寓意,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为纹样所象征的皇权统治,如图6(a)(b)所示。蒙古部落贵族阶级在清廷的册封下,将有阶级局限性的海水江崖纹贯通在服饰之上,如图6(c)所示,在服饰等级制度上做到了很好的执行。

  清朝吉祥纹样的运用可谓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对于和亲制度下的蒙古部落也是一种刺激,其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渐渐向着满洲贵族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上趋同(图7)。图7(a)为清光绪宫廷氅衣,袖端及襟处有镶滚,且衣身上点缀有多子多福的蝴蝶及葡萄纹样。而图7(b)中赤峰地区蒙古部落服饰,是以桃花为主的缠枝纹样分布在整套服装上,同时在腋下和侧摆开衩位置刺绣象征多子多福的蝴蝶加以点缀,整套服饰象征着桃花枝繁叶茂、长寿多福的寓意。

  满蒙服装在色彩的应用上也有着相同之处,都十分偏爱色彩纯度较高且艳丽的颜色,如大红、明黄、蓝色、绿色等。在局部点缀的修饰色彩中,满蒙似乎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即为贵族阶层所独享的金色。在蒙古传统服饰中有一种面料大量地应用在贵族服饰中,名为纳石矢,即“织金锦”。随着历史的演变,这种织锦面料逐渐演化,成为蒙古族用于修饰的镶边。在这点上蒙古族的镶边与满族的镶滚工艺也有许多相通之处,那就是繁复的工艺和不遗余力地显示出技艺的高超与等级的森严(图8)。

  在和亲制度下满蒙服饰虽在某些方面形成趋同,但其“和而不同”。满族入主中原后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林中游猎生活,渐渐接受和吸收了汉族的文化礼教;表现在服饰上当属官服制度,从沿袭明朝补子和尊贵的龙服蟒袍就可见一斑。不过,具有民族特色的马蹄袖、马褂和便于骑射的开衩长袍,以及喜爱裘皮质地的服饰偏好却未曾改变。

  反观作为与之和亲的蒙古部族,其“和而不同”在于长期值守于离京师较远的草原和相对偏远地区,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其服装的实用性和本民族特色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如蒙古部落女性的靴子,与满清贵族女性的“花盆底”形成鲜明对比,满族的“花盆底”更多是为了突出女性的柔美气质及取悦男性,而蒙古族则不然,在刺绣图案上展现了女性柔美,但其适应于草原活动的实用性却未曾消失(图9)。

  昭乌达蒙古族妇女簪钗头饰又称为“塔古尔”(蒙语音译)。在制作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造型上受满文化影响较深,是满蒙文化交流的产物。如该头饰的额箍和横竖簪钗,与满族妇女头饰极为相似。其由额带、额箍、5支簪、1对发筒、2对发簪组成,主要用料为红珊瑚与绿松石[11],如图10(a)(b)所示。红、绿两色皆为蒙古族喜爱的颜色,一个是温暖亲切世代繁盛;一个是充满生机,是民族赖以生存草原的色彩。满蒙头饰两者“和而不同”之处在于满族女性头饰由簪、钗、步摇、耳挖簪、扁方等组成;且做工相对繁复精细,在簪首多以珠翠、宝石、点翠、累丝等工艺制成,充满皇室贵族的纤细繁琐,如图10(c)(d)所示。相比满族女子头饰,蒙古部落女性头饰则呈现出端庄大方又不失民族特色的粗犷与豪迈,大块的宝石和镶嵌在银质发簪中的珊瑚石遥相呼应,插戴于发髻两侧的串珠式发簪则将女性的柔美展现了出来。在首服上,蒙古族女子头饰与满族女性的“大拉翅”就具有明显的区别。

  满蒙之间有着渊源流长的联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交融,相互产生着影响。服装这一人类最外在的表征完美地展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从便于骑猎的开衩长袍、美观又实用的云肩、瓜皮帽和袍服坎肩等就可见一斑。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满蒙之间在服饰上又展现出了“和而不同”的服饰特色;清朝廷对蒙古部落采取分而治之,不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其进行制约,更甚者在其服装制式上也有严格规定,这对部落的服饰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政治上的和亲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部落受到了冲击,但却并未改变属于蒙古部落人民特有的民族文化和精神。民族色彩的崇拜、粗犷有力的配饰造型和便于骑猎的装束,都可以见证草原儿女那份融于草原和对美好生活的朴实热爱。

  作者简介:赵晓(199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服饰工艺及理论。通信作者:闫亦农,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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